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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治建設同頻共振的中國法理學(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2019-10-29 04:36 網絡整理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法理學研究日益廣泛深入,為提升全社會法治觀念、深化對法治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作出重要貢獻。

  ●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和法治建設的推進,中國法理學更加關注法治建設的自主性問題。研究者立足中國國情和法治建設現實需求,以適應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目標,注重從中國法治實踐中提煉具有中國特色、反映中國經驗的學術命題。

  ●中國法理學研究將繼續努力構建體現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觀點和方法、根植中華文化、適應中國國情的法理學范疇體系,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建設,并在這個過程中努力實現自身繁榮發展。

  法理學是研究法學基本問題、探求法律一般原理的學科。法理學對其他法學分支學科具有基礎性和指導性意義。當代中國法理學的發展,與我國日益深入的法治實踐緊密相關。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努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法治模式,成功開辟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法治建設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法理學始終與中國法治發展同頻共振,從學習借鑒逐步轉變為立足國情進行自主建構,不僅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也形成了自身的鮮明特色和豐富內涵。

  反映時代變遷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法理學開啟自己的發展道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對國家治理“要不要法律”給出了肯定答案,法治建設和法學研究也迎來了春天。上世紀80年代,“需要什么樣的法律”成為中國法理學研究的熱點話題。學者們的討論涉及法律起源、法律本質、法律繼承性、法律協調性、法律價值等諸多法學基本問題,其中關于法律本質的探討意義尤為重大。這些討論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要求,使中國法理學乃至整個中國法學具備了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為逐步確立科學的法治理念邁出了堅實步伐。

  這一時期,“權利本位”理論的研究受到學者們關注,讓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觀念成為中國法理學界的共識。以權利觀念為線索,法理學和部門法學研究實現一定程度的融合,促進了中國法學各個分支學科的發展。人治與法治的關系、民主與法治的關系、法律與政策的關系等在法理學理論上被逐漸厘清,為推進國家各方面制度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了有力學理支撐。學者們通過日益深入的法學研究,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法律制度作出自己的學術貢獻。

  進入90年代后,中國法理學研究更趨廣泛深入,不僅關注人與制度的關系、法制與法治的觀念差異,還將法治置于更宏大的時空背景下,探究法治與中國社會轉型、治理方式變遷、黨的執政方式轉變、全球治理的關系,以及法治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精神文明的關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等等。這些研究為提升全社會法治觀念、深化對法治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有效促進了中國法治建設與域外法學理論、法治實踐經驗的對話溝通。中國法理學在不斷深入的理論探討中日益繁榮發展。

  樹立理論自覺

  隨著法治理論研究的深化和我國法治實踐的深入,進入新世紀后,中國法理學開始關注法治建設自主性問題,討論不同時空背景下法治內涵的差異,中國法理學的理論自覺不斷增強,研究的本土元素、中國視角逐漸凸顯。研究者著眼于如何使法治建設立足于中國國情和現實發展需求,怎樣充分調動各種因素支持我國法治建設,主張以適應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目標,自主進行法理學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黨中央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命題,中國法理學更加重視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求出發,貫徹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優化國家權力運行體系、支持改革發展穩定進行理論探索,著力塑造中國自己的法治理論,促進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的貫通。在這一過程中,圍繞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法律體系、法治體系、司法改革等主題展開的理論研究,豐富了中國法理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與此同時,以定量分析為特征的實證研究也如火如荼展開,為法治建設的實際運行提供了重要方法。例如,在有關法治指數、法治評估的研究中,研究者通過設計反映法治建設水平的指標體系等方式來考察比較不同地區的法治發展狀況,推進地方法治、區域法治、法治政府、司法透明度等具體主題研究的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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